“为什么要用打击奸商的法令来对付我们？”
723法令，本是对付乱涨价的奸商，现在却对准了那些一针一药都小心谨慎的医生。
“我每天都在救人，可现在却被当成要防范的对象。这种感觉，比什么都难受。”
不是反对透明，而是被逼绝路：一位家庭医生的控诉
“我不是反对药价透明，但你问我，用723法令这样搞，我们还能撑多久？”
早上八点的布城还带着微微凉意，300多名身穿黑衣的全科医生聚集在首相署前，没有口号、没有喧哗，只有一排排白衣站在阳光下，沉默中透着焦灼。
他们不是激进分子，也不是利益集团，而是我们每天生病时最先想到的对象——家庭医生。那天早上，他们罕见地走上街头，只为说清楚一件事：
他们反的，不是透明，而是不公。
诊金RM10，撑了33年，换来一个“暴利”的标签？
很多人一听“私人诊所”，第一个念头是：很贵。
但你知道吗？马来西亚私人诊所的问诊费用，自1992年起就被政府设了顶价，最低RM10，最高RM35。你没看错，这个收费标准，33年来一毛钱都没涨——比老字号炒粿条还坚挺。
这些年，最低薪金涨了、租金翻了、电费水费跟着飞，诊所医生的收费却寸步难行。他们不是不想调价，而是法律不许。如今还被套上“暴利”的帽子，更叫人心寒。
“RM35，连一顿自助餐都快吃不起了。你说我暴利？我都不敢请护士了。”一位在柔佛开业18年的医生说。
诊所不是药店，医生不是商人
私人诊所和药店最大的差别，在于一个“人”。
诊所里，不只是药，更多的是，倾听病人对疾病的诉苦与不满 ，诊断疾病、判断疾病的严重性、医患关系之间的承担、信任和陪伴。病人走进来，医生得分辨是普通感冒、流行性感冒、登革热，还是其他更严重的医疗问题。不是随便开药，而是负责任地“对症下药”。病患在诊治过程出了事，医生得扛——药店呢？货品售出后一概不负责。
再说药品。大部分药店里卖的都是热卖的货物如感冒药、维他命、止痛药等，重点是货品走量快，然后赚差价。诊所就不一样了。很多医生为了生命，为了救命，他们愿意花钱买入一些不常用的药，哪怕就为了那“一年一次的个案”。即使到最后药物过期了，必须报销，他们也必须咬牙承担，没办法，因为那是为了救人，救命，也可能拯救一个家庭。
很多医生为了生命，为了救命，他们愿意花钱买入一些不常用的药，哪怕就为了那“一年一次的个案”。
“我诊所里有一种稀有的抗生素，去年一整年我只用了一次，记忆中，患者是个7岁的小朋友，高烧不退伴有皮疹，如果当时我没有那个抗生素，我斗胆的说一句小朋友恐怕连进医院的机会都没有，说不定在救护车去医院的途中就宣告离世了。因为病情来的非常急，小朋友的情况也不允许我多犹豫。”说这话的医生一幅就事论事的样子。
大部分药店里卖的都是热卖的货物如感冒药、维他命、止痛药等，重点是货品走量快，然后赚差价。
根据现有的看病制度，病人看完医生后，可以选择要不要领药。若发现药价不合理或者不满意，卫生部设有投诉的管道，一查一个准。
况且现在私人诊所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，若有医生乱收费，病人们都会很诚实用他们的双脚来决定一间的诊所的好与坏。
“以前我们担心病人不来，现在说不定还要担心病人来了我们诊所可能得赔钱。” 医生苦笑着说。
家庭医生，是社区的“老朋友”
在不少的小镇或老社区，诊所医生不只是医生一个简单的角色，他们还是这个社区的邻居、朋友，甚至是家庭一员。有些病人从孩子出生开始，就只信任这一位医生看诊。
“阿强小时候我帮他缝过下巴，现在他带孩子来看我。我是看着他长大的。” 槟城一位医生说的满是欣慰。
有很多家庭医生有时会因为和患者的关系太熟，反而不好意思收钱。有些病情轻微，他们干脆不收诊费，只开点基本药希望患者早日康复。
“我认识他几十年了，几乎每次看诊医生只收RM10意思意思，过过场，难道政府连这个也要管？”她摊开双手，“就这RM10，是贪婪？还是人情？”
成为医生，是许多人十年寒窗换来的梦想。可是现实呢？
“你看那个夜市的摊贩，一个晚上都排着长龙，我驻诊诊所一整天才看10个病人，有时候连水电费都不够付。” 一位年轻医生语气里满是无奈。
很多医生都不再鼓励自己的孩子们学医。不是因为医学没价值，而是这条路，越来越没有尊严，越来越难走。
医生，不该是被怀疑的对象
这场风波里，医生们最不甘心的是：我们不是贪婪的商人，市场也有它自我平衡的能力，为什么要用打击奸商的法令来对付我们？
723法令，本是对付乱涨价的奸商，现在却对准了那些一针一药都小心谨慎的医生。
“我每天都在救人，可现在却被当成要防范的对象。这种感觉，比什么都难受。” 一位医生说完，沉默许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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